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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看女权主义电影的进步与失落,事关女人的生死

浏览次数:170 时间:2019-11-07

作为女权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在躁动不安且结构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曾以其鲜明的反抗性和解构主义色彩在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女权主义者对好莱坞电影经典结构中隐含的“模式化女性”符征进行了犀利的批评,同时也对电影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主义倾向和性别歧视进行声讨。作为对后结构主义的呼应,从1972年的美国纽约和英国爱丁堡的女性电影节开始,女权主义电影批评在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一批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著作相继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庄士顿的《女性电影作为抗衡的电影》、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密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的都站在反男性主体化的立场上,采用不同的方法破译好莱坞电影的影像符码,揭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和“性向一元论”倾向。
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电影文化中的投射,女权主义从问世的第一天,就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由此不可避免的站在了反电影工业化的立场,更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提出质疑。众所周知,电影服务于观众,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投影,从精神分析层面上来讲,是精神的实践与释放,旨在使观众获得自我认同或是满足观众“窥视”的欲望,一直以来,电影的工作者大多为男性,而在社会结构中,男性占有着强势地位,这就使得电影制作不可避免的切入男性化视角。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电影最鲜明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电影必须要利于消费,最大限度的对观众进行麻醉和腐蚀,改造为“主体”,并被更深地纳入资产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批评试图通过改变电影形态来实现女性主体化,却实际上走上了女性“异性化”的道路,更没有为电影叙事提供令人信服的符码。
《时时刻刻》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继山姆·门德斯之后,英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又一次伟大冲击,以舞台剧起家导演斯蒂芬·戴德利和编剧大卫·黑尔在英国都是鼎鼎大名,前者的处女作是2000年引起轰动的《跳出我天地》(Billy.Elliot),后者则早在转向电影制作之前,就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英国现实的作品而享有盛誉,他的改编剧本中更不乏路易·马勒的《爱情重伤》(Damaged)这样的惊世之作。
尽管是一部完全的男性作者电影,《时时刻刻》仍然体现了传记片的一种新开拓,同时也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新的力作。影片借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本小说《达罗卫夫人》,把三代女性的命运和处境串联起来,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影片将剧情巧妙的设置于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的一天,1923年的女作家伍尔芙、1950年的家庭主妇和2001年的纽约当代女性,她们遇到的丈夫和爱人,是宽容的、良的、愿意和睦相处的,但是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是男性所完全不能理解,难以相通的。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同镜中影像,隔着不同时空彼此映照,从而隐喻了女性精神独立的漫漫长途。
《时时刻刻》出现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找回从女性解放主义开始至今走过的三十年,客观追溯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三十年的颠仆不灭历程,体验女权主义的呼声也从激进回复于冷静深挚的思考。我们可以清醒的看到,在《时时刻刻》中,女权主义电影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激烈反抗和自我解放主义,而是在保持坚定的个体独立性同时,在自我认同中流露出的浓重的焦虑和迷茫,这种变化是后女性主义时代,个体寻求自立后,难以寻求认同的情绪的折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与男性空间割裂后的孤独感。

“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我们需要做的是透过“光环”去发现“光环”中的内核,而这内核才是生活的本质。
 
《时时刻刻》近年来好莱坞鲜见的以女性为题材的成功之作,它讲述了三个时空中的三个女人的故事。1941年由于精神疾病在伦敦小镇休养的著名女作家伍尔芙,1951年生活在洛杉矶的家庭主妇劳拉以及2001年纽约的知名女编辑克劳利萨。本片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创作者以伍尔芙的小说《达洛威夫人》将三个不同时空中的迥异的女人串连起来,以相似性转场的剪辑手法在三个时空中自由转换,天衣无缝的将三个女人的故事编织在一个文本里。片中劳拉和克劳利萨的故事都发生在一天当中,“从一天管窥一生”,而这“一天”恰恰是片中另一名女主角伍尔芙所关注的“有意味的一天”,就如同尤金奥尼尔的剧作《进入黑夜前的漫长的24小时》,对于艺术而言,也许“一天”足以说明一切。“To be or not to be”,哈姆雷特曾经发出的对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追问,通过片中三个女人的故事再次提出来。
 
选择生:“此刻即幸福”
“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的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以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伍尔夫
 
在伍尔芙看来,真实不包含在显而易见的表面性事物中,而包含在暗示的琐屑的隐蔽的事物当中;真实就是瞬间的印象,以及对过去的回忆,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在这部地地道道的女性电影当中,无论是采用的视角还是剧中的角色都是有关女人,生活潜流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从三位女主角,到伍尔芙的姐姐以及姐姐的女儿,再到克劳利萨的女友以及女儿,在这些清一色的女性当中,除了作为同性恋而死去的理查,唯一的男性只有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而伦纳德在剧中也只不过充当了伍尔芙的陪衬。从表面上看,剧中劳拉的儿子理查首先从性别上是个男性,但他的同性恋身份,掩盖了其男性特质,在某种意义上,理查更是一个“女性”,或者说是本质上的女性。其次,理查这一角色的设计更是为了凸显母亲劳拉,在理查死去的“临界点”,理查回忆起“那个早晨”所窥视到的母亲的“伤痛与绝望”,而这伤痛与绝望正是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的“隐秘”。这“隐秘”使理查的一生化成了“碎片”,对其一生所有行为的潜在影响,更说明了理查的一切都只是母亲劳拉的投射。
 
理查死后,一直活在迷雾中的克劳丽萨终于明白:“某个清晨醒来,你发现自己迎来了幸福的开端,发现未来有无限美妙的可能,但你错了——那一刻就是幸福。”
 
亦或死:“死亡即真实”
“必须有人死,其他人才能更珍惜生命的价值。”——伍尔夫
 
每个人面对生活时,是选择浑浑噩噩的活在生活的表面,还是选择清醒的死去?本片最大的主题是关于死亡,更确切的说是女人的死亡。它以弗吉尼亚1941年投河自杀为始,以理查的自杀为终止,中间穿插着理查的母亲试图自杀的全过程。
 
片中,伍尔夫曾对来访的姐姐说:“我可能要杀掉我书中的主人公。”而对于长久困扰于生死问题、长期受到忧郁侵扰的伍尔夫来说,她不仅要“杀死”书中的主人公,她最终还将“杀死”她自己。本片一开场便将“死亡”以赤裸裸的面貌提上“台面”,看上去精神异常的伍尔芙自沉水底的画面,是如此惊心动魄,很少有影片会以这样的情节开场。而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伍尔夫就此抛下了尘世的一切,包括她对伦纳德(女性对于男性)的爱和责任,她为之自豪的写作事业(女性对于人生价值)。事实上对于伍尔芙这样的追求精神层面或者说追寻一种更“内在”的生命形式的女人来说,世俗的一切都只意味着她的“外在”,或许,她唯一要面对的“内在”恰恰是“死亡”。剧中有一段伍尔芙与小女孩关于死去的小鸟的对话,当小女孩问道“小鸟为什么死时”,伍尔芙仿佛只是在回答她自己:它是回到它来时的地方。“尘归尘,土归土”,也许,对待死亡,我们只需如伍尔芙般平静与超脱,因为只有死亡才是唯一的本质。当她躺下,将头对着死去的小鸟,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停止,只有如同死亡一般的平静与清醒的理智的超脱。
 
如果说伍尔芙的自杀是由于艺术家的偏执、敏感、深刻的清醒与自觉意识,那么片中另一女主角劳拉的“自杀”,似乎多少显得有点“匪夷所思”。在观众看来,无论是深爱着她的丈夫,还是聪明可爱的孩子以及她腹中正在孕育着的新生命,都表明了她“幸福”的尘世生活。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在那个“有意味”的早晨不可思议地抛下丈夫和儿子,独自去选择死亡。对于这一举动,从片中我们唯一可以获得的解释是劳拉一直在读的《达洛威夫人》。《达洛威夫人》是伍尔芙的名作,或许正是因为伍尔芙的影响,懵懂的家庭主妇劳拉身上的“自觉”意识才得以苏醒。她的“死亡之旅”恰恰是一个女人对于其“自身”的第一次赤裸裸的正视,亦是她作为女人追寻自我存在价值的开始。而她同时又是一个母亲和妻子,在两者相冲突时,她最终放弃“自我”,决心成就“他我”。
 
在三位女主角的平行线中,克拉丽莎是另外两位女性的反衬:伍尔芙和劳拉都“克服”了丈夫的爱而寻求最后的超脱,克拉丽莎却在尽力给已到死亡边缘的理查最后一丝温暖。三位自杀者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一种连爱都不能弥补的绝望和孤独。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绝望,也是更真实意义上的绝望,它是女性主义根植的土壤,即女性不能以男人的爱作为自我价值的终极源泉。
 
影片可能会给人以“眷恋死神”的错觉,其实如同森林中的阳光,对生活的热望仍透过厚厚的死亡倾向照射出来。克拉丽莎是三位主角中最“积极向上”的,她对于前任男友的照顾、对生活的细致安排,反映出她的人生观。然而克拉丽莎式的“琐碎”的人生观是否就是女人唯一的存在价值,对于女人而言,追求自身的价值,除了选择死亡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
 
“双性同体”:女人的出路
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认为:作家意识中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的合作是最好的创作方式。这一论断为我们解决女人的“出路问题”提供了启发,也许,在当代社会,女性的最佳出路便是“雌雄同体”:即跟女人建立家庭,跟男人保持精神恋爱,借用高科技繁衍下一代无性生殖,或者只跟男人发生纯粹的以生育为目的肉体关系。女人既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需保证自身的完整性,这本身就是矛盾:独立性,要求女人追求自身的塑造和发展,即要有女人自己的事业;完整性,在于女人天性上对成为一个母亲的渴望,以及对于孤独感的排斥。然而,从同性的角度出发,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也只有女人才能抚慰女人的心灵,满足女人心灵深处的渴求和欲望。“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对于身处繁忙的现代社会的女性而言,或许不再是不变的法则。这并不是鼓励女人跟男人“闹翻”,女人跟男人仍旧可以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但必须保持婚姻之外的适当的距离。本剧中的克劳利萨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片中,她是唯一经历过生活的暗礁,仍能保持乐观积极态度的人。她跟理查有过美好的初恋,并且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他俩仍能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尽管各自都有各自的同性恋人。当理查在她面前纵身跳下窗户自杀身亡,面对如此的打击和创痛,正是跟她相濡以沫的同性恋人在她身边默默的陪伴她,伴她度过这艰难的“一天”,使她仍能笑着面对生活。影片结尾,克劳利萨关上大门时,所露出来的那不经意的一笑,犹如佛家高僧参透禅语时的“掐花微笑”,她终于经由“死亡”以外的途径获得了超脱。
 
弗吉尼亚在片尾的画外音中道出了影片的主旨:“要直面人生,懂得人生是什么,热爱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最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放弃。”生存还是死亡,如何生存以及如何死去,在这些形而上的问题面前,人生,说到底,只是一个选择问题。

一、同性情结
在《时时刻刻》中,三个主角都有一次跟同性的接吻动作,而影片三个主人公之一,弗吉尼亚是女权思想的启蒙之一,据历史记载,她有过一次同性恋经历,按现代的说法属于双性恋。表面上看,劳拉亲吻女邻居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影片的修辞格中仍然体现出她有同性恋萌芽。克拉丽莎则是公开的同性恋,跟恋人同居已十年,并且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儿。影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同性恋的态度,片中的同性接吻(或恋情)只是一种符号,一种需要爱、需要活力、需要生命的象征。
女权主义观点面世后的女性电影,开始习惯于把焦点凝聚于女同性恋生活的多个层面,倾诉她们反叛的欲望,有为情所伤的痛楚,亲历离别后的感伤。尽管剧中人情世故总免不了人群的冷眼相看,但是作者们勇敢地抱定女性立场,关切女人的情感困境。她们在故事的世界中为自己争得"合法"的权利,让同性之爱不再难以启齿。在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看来,异性婚姻的家庭制度远非想象中的那样神圣,它更象是男性父权文化中的温柔一刀,伪饰在自然人格之下,实施着缜密的压抑与强制,因此,屈从其下的电影难免也会戴上凄美温存的面具,把男女之爱描述得浪漫如歌。"同志"电影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从更人生的立场来看待我们文明中的虚伪和暴虐,同时也会让人感受女性人格的真正光辉。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对同性情结的渲染,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无助与忧伤,她们在拒绝作为传统的附属品同时,并未找到真正的快乐,而只能在同性情结中找寻慰藉。

二、死亡
影片的最大主题是死亡。它以弗吉尼亚1941年投河自杀为始,以劳拉自杀为终止,中间穿插着克莱丽莎试图自杀的全过程。弗吉尼亚对来访的亲戚说:“我可能要杀掉我书中的主人公。”后来她又诠释道:“必须有人死,其他人才能更珍惜生命的价值。” 影片给人以“眷恋死神”的错觉,把对生活的热望仍透过厚厚的死亡倾向透射出来。在三位女角的平行线中,克拉丽莎跟另外两位女性有着反衬关系:弗吉尼亚和劳拉都“克服”丈夫的爱而寻求最后的超脱,而克拉丽莎正在尽力给一个已到死亡边缘的人一丝温暖。三位自杀者有宿命观,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一种连爱都不能弥补的空虚和孤独。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绝望,也是女性主义根植的土壤,即女性不能以男人的爱作为自我价值的源泉。
影片的结尾,三个女主角都已坦然的直面人生,那些彷徨和痛苦已然不存在,虽然个人的选择不同——劳拉选择了远离,弗吉尼亚选择了死亡,克莱丽莎则选择了接受,但是最后他们都通过一定途径意识到人生意义的辩证哲理,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克莱丽莎通过聆听劳拉的心灵独白领悟,而劳拉则被背离家人多年后回归时的那种亲切感受而打动(其实这两个人物对于生活的不同选择从某种角度看来正是彼此以后所痛苦和后悔的原因),他们彼此看到了不同选择的共性。弗吉尼亚则是通过自己的超脱思想——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精神上的病症,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生活(影片中他的姐姐曾对她说: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生活在现实中,还有之中是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正如劳拉所说:“后悔有什么用?”“这便是我能承受的”。在当时,那是唯一的选择。即无论选择哪一种生活,痛苦永远存在,幸福往往是一刹那(克莱丽莎也说过:我当时想,这就是幸福的开始。我没想到,这就是幸福,幸福就在那个瞬间),她们能做的就只有勇于面对,珍惜一切,不要逃避生活。一切又正如片尾时弗吉尼亚所言,在领悟真谛之后再抛弃。我认为这里的抛弃,并不是指否认一切价值的存在,而是抛弃那些缠绕在自己周围和内心的枷锁,同时也是对于他人的一种释放(虽然是不如意的),即便通过死亡来实现。此时无论那一种选择都已坦然。对于三位女主人公的最后一次描写超脱而宁静:劳拉和克莱丽莎在关灯之前的脸上带着安详而坦然的微笑,周围的色调和氛围柔和温暖,再也没有了相对以往的压抑和清冷。而弗吉尼亚缓缓隐没的溪流所散发出的琐碎的光芒,配上行云流水的钢琴声,更是充满了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和感悟,在感觉上毫无一丝死亡的恐惧,反而充满生命力。

三、心灵感应
本片的人物设置具有微妙的联系,确切的说是一种命运或者性格的类同和重复,并通过特写,道具和剪辑以及演员的表演暗示出来,产生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效果。这种联系是超越性别差异,甚至超越身份和地位的,即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除了影片中重点刻画的三位女性,每一个不同人物的设置都很值得玩味(如果你注意仔细比较不同角色的话)。比如理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弗吉尼亚的男性化的展现,也就是说在对于生活情感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有某种相同的困惑(比如他在自杀前的话,和弗吉尼亚的遗言就颇相似,并且影片中弗吉尼亚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the poet will die)。或这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反衬(理查在自杀前想起了儿时的情形,也许感到了某种悲剧的重复,这里的剪辑尤为精妙)或许这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弗吉尼亚时代的女佣和克莱丽莎,他们的类同是通过“敲蛋”(可以体会这两处场景人物内心的相似点)以及关于“开门”的剪辑体现出来的。影片刚开始的剪辑就已经透露出这种人物的性质上的类同和重复,每一次镜头切换前后的两个不同人物在影片后面的叙述中都体现出一种重复(可以发现剪辑处的人物在动作上都非常连续),我认为这种美学处理的目的是要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真实,也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宿命轮回。所以本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抉择的电影,更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与选择,关于解脱与爱,于是在这里,死亡变成了拯救,the poet will die,是为了一种contrast,for other would live better.也正因为弗吉尼亚和理查的死,才使得他们自己和所爱的人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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